1879年，俄国科学家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后，不洗手就开始吃饭了，结果他发现，自己吃的牛排和沙拉里，竟然有种奇怪的甜味，正是这个意外发现，让他有了一个在今天非常流行的发明。
在19世纪的化学实验室里，接触到的物质大多具有毒性，他惊恐地想：“难道我中毒了？这是某种致命物质导致的幻觉吗？”
他下意识地舔了一下自己的大拇指背——那一刻，他的瞳孔骤然放大。这种足以让舌头麻痹的甜味，来源正是他的双手。
他甚至顾不得脱掉外套，直接冲出家门，在黑夜中一路狂奔回实验室。推开那扇嘎吱作响的木门，实验室里依旧充满了各种烧瓶和试管。康斯坦丁像疯了一样，开始逐一品尝他白天接触过的所有化学器皿。
这一幕在今天看来简直是“自杀行为”，但在那个缺乏精密检测仪器的年代，化学家的舌头就是最灵敏的传感器。他抓起烧杯，舔了一口残余的液体，呸，苦的；又试了另一个，无味的。
直到他发现了一个盛放着甲苯磺酰胺氧化产物的烧瓶，当他的舌尖触碰到瓶口那层淡淡的白色结晶时，那种熟悉的、极度浓缩的甜味再次席卷了他的每一个味觉细胞。
他兴奋地大叫起来。他知道，自己无意中从廉价、肮脏的煤焦油中，提取出了一种比蔗糖甜上几百倍的物质。
这就是“糖精”的诞生，一个源于“不洗手”的科学奇迹。然而，这个奇迹背后，却隐藏着一场人性与名利的博弈。
当时，康斯坦丁只是伊拉·雷姆森教授的一名研究助理。两人最初共同发表了关于这种新物质的学术论文，雷姆森教授将其视为纯粹的科学发现。
但康斯坦丁却有着敏锐的商业嗅觉，他深知在那个蔗糖价格昂贵、普通家庭视糖为奢侈品的时代，这种廉价的甜味剂意味着什么。
1884年，康斯坦丁背着导师，偷偷在美国和德国申请了糖精的专利，并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工厂。
当雷姆森教授在报纸上看到康斯坦丁靠着糖精发了大财、被誉为“糖精之父”时，这位老教授气得浑身发抖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：“法利德别尔格是个无赖，他把我们在实验室共同研究出的成果，偷走变成了他个人的金库。每当我想到他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，我就感到恶心。”
这次背叛，让两人彻底绝交。康斯坦丁如愿以偿地住进了豪宅，步入了上流社会。糖精也因为价格低廉、甜度极高（是蔗糖的300到500倍），迅速占领了世界市场。尤其是在一战期间，糖类补给紧缺，糖精成了千万士兵和百姓口中唯一的“甜头”。
然而，糖精的成名之路并非一帆风顺。它就像一个出身“草根”的暴发户，始终被主流阶层质疑。
最著名的一场博弈，发生在白宫。1912年，美国农业部首席化学家哈维·威利发起了一场“纯净食品运动”。威利是一个坚定的科学保守主义者，他认为糖精这种来自煤焦油的“化学垃圾”对人体有害，甚至可能致癌，强烈建议取缔。
眼看糖精就要被禁掉，一个重量级人物站了出来——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·罗斯福。
罗斯福本人患有糖尿病，医生严禁他摄入蔗糖，他几乎是靠着糖精来维持对甜味的渴望。
在一次激烈的听证会上，当威利教授再次强调糖精是有毒物质时，罗斯福总统直接拍案而起，他愤怒地咆哮道：“任何说糖精是毒药的人，都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！我的医生每天都给我吃糖精，我感觉好得不得了！”
总统的愤怒让禁令瞬间烟消云散，糖精逃过一劫。
但风暴并未停止。1977年，加拿大的一项研究给糖精判了“缓刑”。研究人员在实验中给大鼠喂食了超大剂量的糖精，结果发现这些雄性大鼠患上了膀胱癌。
消息一出，举世震惊。一夜之间，糖精从“糖尿病人的福音”变成了“致癌杀手”。人们开始疯狂抵制含有糖精的饮料和食物。
即便当时的研究有很多不严谨之处，但恐慌已经蔓延。美国FDA要求所有含糖精的食品必须贴上令人胆寒的警告标签。
这一贴，就是23年。在这漫长的23年里，糖精背负着“杀手”的骂名，市场份额被阿斯巴甜等新型甜味剂蚕食。然而，科学最终还是还了它清白。
20世纪末，科学家们终于弄清楚了大鼠致癌的原因：那是因为大鼠尿液中的高蛋白和高pH值，与糖精结合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结晶，这种结晶物理损伤了大鼠的膀胱壁，从而引发癌症。而人类的生理构造完全不同，这种反应根本不会发生。
2000年，克林顿总统亲自签署法令，取消了糖精包装上的致癌警告。2016年，糖精正式从致癌物名单中除名。这场持续了百年的安全争议，终于以科学的最终胜利画上了句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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